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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歌诗达赛琳娜号”,我就在这艘邮轮上

[导读]:听朋友说,甲板上有微弱的信号。我就穿了件厚衣服,登上甲板给家里人打电话。海风呼呼地吹,特别冷,我只能用断断续续的信号大声喊,告诉家人自己和女儿怎么样了。 现在,我在...

  听朋友说,甲板上有微弱的信号。我就穿了件厚衣服,登上甲板给家里人打电话。海风呼呼地吹,特别冷,我只能用断断续续的信号大声喊,告诉家人自己和女儿怎么样了。

  现在,我在家陪着10岁的女儿上网课,一天三顿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。因为疫情的缘故,难得闲下来,和老公女儿晒晒太阳,享受着生活的烟火气。

  春节前,我和女儿订了一张日本观光邮轮票,航程共6天5晚。按着正常的行程,这艘邮轮回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时间,应该是大年初一早晨。

  可谁曾想,船上有15个人出现发热症状。而且,包括我和女儿在内,船上有148名湖北籍旅客。当时,疫情不断升级,我们这邮轮要靠港简直太难了。

  本来,在大年初一早上,我醒得挺早。想着邮轮要到港了,终于可以和女儿结束旅程,开开心心地回家了。

  当时,对疫情也有一点担忧。由于邮轮上没有信号,之前靠泊日本佐世保港时,我才听说武汉“封城”的消息。但没想过疫情后来会这样严重。

  通关入境日本时,我虽然不认得日文,但看到不少牌子上,都写着“武汉”两个汉字。听说我和女儿来自武汉,日方人员测量体温时,就会重点关注。

  返回天津靠港的前一天,我们在邮轮上看了春晚,竟然有临时增加抗击疫情的特别节目。看到这一切,我更加担心了起来,当时就想着赶紧下船回家。

  大年初一早晨,收拾妥当行李后,我把女儿打扮漂漂亮亮的,叫上隔壁屋同行的朋友,一起去餐厅用早餐。

  早上7点多,用餐的时候听到广播响起:天津海关已经上船检查,所以暂时不能靠岸,请大家在各自的房间等候。

  当时,不少人跑到服务台去问,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,什么时候能下船。不少人已经订好了高铁、飞机或酒店。我和女儿也准备先去北京,再坐飞机回武汉。

  餐厅里旅客们开始议论纷纷了,说什么“好像船上有发热病人”“听说有穿防护服的人上船检查”“要是查出被感染者,所有人都无法上岸”……感觉大家有些恐慌了。

  我和女儿也没办法,只能回到房间里,等待海关进屋来检查。虽然心里挺害怕的,但又什么也做不了,只能干等着。

 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,“来了,来了”。我推开门,看见走廊那头,两名全副装备的医务人员正挨个敲门。

  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,看到全身穿防护服的人,感觉像是电影中的场景一样。我怔了怔神儿,又关上门等着。

  过了一会儿,敲门声响起,全身防护服的人站到了我面前。他们说话很和气,测完体温,又详细询问了我们近期的旅行居住史和密接人群。检查过后,说了一句“谢谢配合”,轻轻带上门离开。

  过了一会儿,又听别的房间里有人议论,说刚才有直升机飞过来了。不一会儿,大家又在聊,“海关已经把发热人员的样本采集完,由直升机送走了”。

  在船上潦草吃了点午饭,我们又返回房间里,一直等待着。船上大部分游客,表面上保持着镇定。所有人都心照不宣,只要有人感染,大家恐怕都要隔离。

  我们的房间没有窗,待久了觉得压抑得很。我已在心里做着最坏的打算,如果船被隔离,不知多久才能回家。

  想到这里,我又开始有些后悔了——当初预订邮轮时,为了省点儿钱,没订带窗和阳台的房间,实在不应该。

  等着等着,已经到晚上了。听说上午采集的样本,都是阴性的,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晚上8点多,邮轮上的旅客陆续下船了。

  下船后,我和女儿,还有其他湖北籍的旅客,被天津滨海新区政府安排到一个酒店隔离。酒店环境挺好,住进去感觉挺安心的。之前一直在邮轮上漂着,终于能踏实地在陆地上,睡个好觉了。

  每天两次,有人提醒我们量体温。酒店每天提供不重样的餐食,还问我们想吃什么,说是会给我们做,感觉很温馨。

  我也一直关注着武汉的情况。家里人都劝我,说武汉疫情严重,如果能在天津多待几天,尽量晚些天再回去吧。于是,我和女儿就在酒店安心住下了。

  一直在天津待到2月22日,我们才回武汉。到家后,每每想起邮轮上的经历,虽然有惊无险,却也把人折磨得够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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